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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家访，大家都感到遥远又陌生配资实盘平台，顶多觉得是部分幼儿园、中小学老师才会做的事。如果一位大学老师频繁去家访呢？绝大多数人恐怕会感到不可思议。

黄灯就是这样一位打破惯例的大学老师。2017~2022年间，她利用寒暑假，搭乘各种交通工具，跟随学生一起回他们在云南、广东、湖北的小城、乡镇、村落里的家，见到了学生的父母、祖辈、兄弟姐妹、叔叔、舅舅、同学发小、街坊邻居，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倾听家长讲述人生经历，更加深入地了解课堂上那些或沉默或大方的年轻人——她的二本学生，并把这段经历写成她的最新非虚构写作《去家访》。

回到农村，反思高等教育的局限

和很多学院派同行相比，70后的黄灯人生经历更加丰富。她出生在湖南农村，家里四个孩子，她排行第三。专科毕业后，黄灯被分到湖南一家国营纺织印染厂，做过行政工作和一线工人。1998年，24岁的她赶上下岗潮，也是在那一年，她自考拿到本科文凭，于是决定考研，寻找新的人生之路。黄灯考到武汉大学读硕士，又去中山大学读博士，毕业后留在广州，成为一所二本高校的老师。

黄灯“出圈”缘于2016年春节，她写了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引发全国范围内的乡村话题大讨论。随后，黄灯又扩展了该文的内容，加入自己家族亲人的记载和讲述，出版了第一本非虚构写作《大地上的亲人》。

2020年，《我的二本学生》出版，黄灯将目光对准自己“沉默又庞大的二本学生”，记录他们在大学的学习、生活，以及毕业后，在既没有名校光环照耀，大多又来自底层家庭的情况下，如何努力而艰难地寻找人生出路。这本书出版后，同样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有读者在网上留言说全书看得“压抑”“和我的真实经历一样”。黄灯在序言中也说，“目睹他们日渐逼仄的上升空间，以及种种难以突围的生存场景后，我内心确实有着难以排解的压抑和沉郁”。

到了《去家访》，黄灯的访谈场域变了，从任教的F学院，切换到腾冲、郁南、阳春、台山、怀宁、东莞、陆丰、普宁、佛山、深圳、饶平、湛江、遂溪、廉江、韶关、孝感等地，高黎贡山下古老宁静的村庄、废弃的小学操场、没钱做任何装修的二层红砖楼房、修摩托车的地摊、养生蚝的海面，黄灯见到了学生们回到生命原点的真实生活状态，见到了他们的亲人、朋友、邻居，真切感受到学生们的成长环境。学生家长们也向黄灯敞开心扉，讲述了他们谋生的艰难，为孩子跳出农门所做的各种全力“托举”。

与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的学生不同，罗早亮的父母为了陪伴孩子成长，从来没有长时间外出打过工，妈妈更是在结婚生子后没离开过村庄。夫妻俩都留守乡村的代价，就是家里经济状况明显更差，靠养猪、种田、磨豆腐、养生蚝等辛苦谋生，早亮从小到大，零花钱都是自己去摸黄沙蚬、采金银花赚来的。

与早亮父母交谈时，黄灯了解到他们家特别的教育观点——重视劳动。早亮是家里独子，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但对他在教养上一视同仁，从小做家务，哪怕读高三的时候，应季农活一到，照样和家人一起劳动。在高强度的劳动中，父母告诉孩子不好好上学的后果，激励他们力求上进。

在早亮家，黄灯非常感慨地看到，课堂上文弱、缄默的他像变了一个人，在红薯地里麻利地挖红薯，杀了一只鸭子就能快速变成一顿美食。她开始意识到学校教育的程式化、同质化等问题，但是这些农村孩子的优势，在工业制式般的职场评价体系中，更多又处于被遮蔽状态，“如何让他们的优势转换为职业素养，是学校教育要解决的问题”。

回到来路，看他们的坚韧和勇气

学生正敏的妈妈是被人贩子卖到广东的越南新娘，生下一儿一女后，她没像村里几位越南女子一样，借口回家探亲，再也没回来，而是几经挣扎选择留下，抚养大一双儿女。除了种橘子，她把一切空余时间都拿去想方设法多赚钱：砍竹子、卷鞭炮、去饭店打杂、做建筑小工……家里盖房时，父亲以没钱为由极力反对，为了省钱，正敏妈妈一个人挖地基、和水泥、砌墙，最后靠她自己的力量，修起一幢两层小楼。就算这样，妈妈还是因为“越南婆”的身份被周围人歧视，正敏深受触动，决心好好上学为妈妈争气。

那天，黄灯在正敏家结束当天的走访，回到正敏房间休息时，正敏突然郑重地跟她说，要给她看一样东西。她打开一个旧柜子，拖出一个破烂的纸箱，里面有41本获奖证书，49张奖状，近200支高三最后一学期用过的圆珠笔。这个场景让黄灯感受到“电击般的触动”：一个农村女孩到城里，上一所在很多人看来处于“高校鄙视链”底端的二本大学，背后是命途坎坷的母亲要从事无数种卑微的职业，瘦弱的女孩要竭尽全力优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能实现这样的梦想。黄灯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家访的意义，“如果不抵达现场，这些湮没的场景，这些正敏永远不会提及的细节，将遮蔽在我的视线之外，而我，也将无法看到讲台背后学生成长过程中更为立体、更为完整的教育图景”。

写《我的二本学生》时，黄灯曾不确定自己的某些努力能否真正起到作。“当一个具有精英观念的老师和毫无精英理念的学生群体相遇，当一个保持理想主义的中年教师和一群持有现实立场的年轻群体相遇，他们中间是否存在相互看见和唤醒的可能？”

长达5年的家访阶段性中止后，黄灯的一些想法改变了。她坦陈：“囿于校园的狭隘和对年轻群体理解维度的单一，在此之前，我对二本学生群体整体的去向过于悲观。”家访结束后，她感触最深的是，“陪伴学生回到他们成长的地方，一种被遮蔽的力量，总能在年轻人身上神奇地复苏”，“当我有机会贴近他们的来路，看清他们一路走来的坚韧和勇气”，就能“清晰地看到，无论社会的缝隙怎样狭小，年轻个体终究在不同的处境中，显示出了各自的主动性和力量感，并由此散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黄灯认为，某种程度上，写完《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才获得相对完整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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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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