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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三星堆八号坑有出土青铜器配资炒股哪家正规，被发掘者称为“虎头虎脑龙形器”，有关三星堆青铜龙的各种神论也甚嚣尘上，有人声称，三星堆有龙出土，而殷墟没有龙，说明三星堆是华夏正朔，而殷墟不是。结论的确很惊人，荒谬如此，不禁让人瞠目。

本文打算从两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下简要梳理，其一是三星堆社会所处形态的问题，其二对龙文化做下概述并对如何辨析考古上龙形遗存的问题阐述下自己浅薄的认识

讨论任何古文化遗址的问题都不能跨时空去漫天想象，任何一个长时段的遗址其年代的分期都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要对其遗存的历时性进行科学合理的分辨。三星堆分期的问题网上胡说八道的人很多，真正愿意倾听科学考证数据的人很少。

鉴于之前多有讨论，我这里对此不做过多阐述，取三星堆发掘者最新分期，距今4600年至4000年为三星堆遗址一期，称之为三星堆一期文化（宝墩文化），距今4000年至3600年为三星堆遗址二期，且称为鱼凫村文化，距今3600年至3200年为三星堆遗址三期，为我们熟知的三星堆文化，距今3200年至2600年（不确）为三星堆遗址新四期，也属于三星堆文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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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脉络

三星堆所见的这八个“祭祀坑”目前大体可确定的认识是这样的，一、二、三、四、七、八这五个坑为同期掩埋的，五、六两个坑的性质与其他六个不同，可以确认为典型祭祀坑（冉宏林新近讲座）。其他几个坑的性质目前还在讨论中，冉宏林队长认为是宗庙遭受意外倒塌导致庙内祭祀器物被毁，然后按照一定顺序进行了掩埋形成的几个坑。据此，我们可知，几个坑的年代落在三星堆遗址新四期范围内。属于三星堆文化晚期。

鉴于三星堆遗址一二期与三四期文化面貌存在明显变化，本文将讨论内容的上限定为三星堆遗址三期。也就是遗址进入三星堆文化时期。其上限为距今3600年，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四期基本相当。我们不妨先看下南方这个时期我国各个区域的考古文化分布情况。

强大的二里头文化经过两百余年的发展，进入四期以后开始出现明显的收缩，长江中游地区开始出现盘龙城遗址，这里同时出现了下七垣文化，说明先商人群也紧追夏人步伐，进入了长江中游地区。汉东地区经过几百年的沉寂，开始复苏。

再往东江淮中部地区分布着“斗鸡台文化”，属于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此消彼长的区域，反映的是夏夷在此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斗鸡台文化是文献上的“涂山氏”一族，我们认为，从时间和空间来看，这个认识还是可信的，这里不展开详述。

商王朝势力南下

再东面就是宁镇地区的“点将台文化”，夏晚期至商中期，这些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商代夏之后，以盘龙城为据点，对夏进行了快速取代，点将台文化被湖熟文化取代，而与夏亲近的斗鸡台文化几乎就消失了。

长江中游向南是赣鄱地区，吴城文化在商文化南下的大潮推动下开始出现，长江下游与夏王朝关系密切的马桥文化与商王朝关系不很明朗，似乎没有什么接触。学界似乎对其也没什么兴趣，讨论者寥寥。

与三星堆文化密切相关的是峡江地区文化，三峡工程让这里发现了众多考古遗址，相关讨论也很多，其中荆南寺遗址非常重要，是中原文化进入蜀地的必经之路，三星堆二期晚段出现的盉、豆等器物就是经过荆南寺演变之后被古蜀人接受的。商人自然不会放过这里，文献上也有“商伐有洛后伐荆”这样的记载。其中“荆”指的就是这里。

这个区域考古文化比较复杂，非本文重点，我们另文再述。

我们知道，距今3500多年商代夏以后，夏桀被流放到南巢，其他夏人和族群也在商人的压力下四散。学者们多认为二里头式牙璋就是这样扩散到各地的。商人并未继承夏的牙璋礼制，而是对其进行了改制，考古所见的商代玉铲和玉柄形器就是其变体。

这时候地处四川盆地的古蜀先民是怎样的状态呢？之前多城并立的宝墩时代(对应三星堆遗址一期和二期，下限是距今3600年)走向了终点，三星堆文化横空出世。有学者认为是有夏遗民进入了蜀地，应该还是有道理的。但应该不是夏王族，因为三星堆文化三期并未掌握青铜器铸造工艺，零星发现了一些青铜兵器类的器物，很可能是夏人带来的，过来的夏人并未掌握象征着高科技的“复合范”铸铜工艺。或者是由陇海高原一带传入的。夏王朝那些宝贵的匠人被新生的商王朝纳为己用了，紧随二里头铸铜遗址而生的郑偃铸铜遗址就是其历史素地。

我们不妨将视线返回到其他区域，从夏代的二里头到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商时期，青铜礼器的铸造技术牢牢掌握在王室贵族手中，二里头时期除了二里头，其他地区未见铸造青铜礼器的遗迹，而不多见的几处非中原地区商代遗址，如盘龙城，也是商王朝控制的据点，由远来的商人贵族掌控。所以三星堆文化早期没有出现青铜器也是正常的。而随着商王朝对南土的放弃，青铜铸造技术泄密(许宏语)，各地开始出现具有本地风格的青铜器，三星堆由于偏远，在殷墟晚期才出现青铜器物也是情理之中了。

这已经是三星堆遗址四期了。我们后面谈，先看下三星堆文化的早期，其时空范围大体落在夏晚期和商朝的早中期。

此时三星堆开始修建城池，仓包包小城就是此时修建，月亮湾小城是否存在还不明朗，即便存在也就几十万平米。而同时期的郑州商城外城已经达到1500万平方米。

三星堆三期所见文化面貌极其一般，所见考古遗址20余处，与二里头文化800处遗址毫无可比性，其陶器无论质地还是类型都远不及中原王朝丰富。二里头时期制陶工艺其实已经平民化了，统治贵族将注意力集中在青铜器和原始瓷上。也就是说此时的中原王朝已经出现了原始瓷，不过其产地也还不是很清晰，生产基地很可能是在江南的马桥文化。而到了三星堆文化所在的商早期，原始瓷已经非常成熟了，此时的三星堆还主要沉浸在夹砂陶的世界里。

此时的三星堆我们认为并未进入神权时代，三星堆晚期所见器物上的各类纹饰，在三星堆早期和同期的陶器上难觅其宗。而中原王朝无论龙形纹饰还是其他反映意识形态的纹饰和器物，均在当地可以找到流变过程的器物，所以三星堆神权的信仰恐怕也是外来的，非本地传统。

郑州商城出土原始瓷尊

说实话，这段时期实在看不到三星堆文化有任何文明前夜的迹象，也未见很明显的社会复杂化的现象。有说仁胜村墓地能够看到社会分层的现象，但其本身墓葬数量就少，随葬品简陋，而且只能用有无来区分，这种情况下硬说此时三星堆社会复杂化加剧明显过于牵强。与一千年前的我国其他多个地区考古展现出来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尚有不及，更不要说与礼制等级分明的夏商王朝相提并论了。

就这样此时发展极度落后于中原地区的三星堆文化，有人竟然说其为夏都，这得多大的脑洞吧。

三星堆三期遗址分布

当时光进入距今3300年，曾经辉煌无比的商王朝南土据点盘龙城随着商王朝从南土的撤离，也走向了衰落。而地处西南的蜀地却进入了一个极度神权的社会。

我们对我国古代思想流变做过一些梳理，旧石器时代我们先民的思想主要有三个阶段，混沌、万物有灵、原始崇拜(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这个时期考古上主要集中在一些留存至今的远古岩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早期同样有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人神杂糅(西方学者称之为互渗)、人神分离、绝地天通。这三个阶段从距今10000年的新石器早期一直到商晚期。

这里面对我国思想史起到非常巨大作用的是绝地天通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从龙山时期一直延续至商中晚期。这个时期也是我国思想史的一个滥觞期，对后世信仰体系的形成非常重要。我们熟知的神权崇拜比较浓厚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大体处于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人神分离阶段。这个阶段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英雄崇拜和家有巫史。

我们认为，三星堆晚期社会所处时代正是这个阶段，但又有所不同，毕竟此时的中原王朝已经进入了拥有完整礼制的王朝文明，耳濡目染之下，商王朝用作礼器的尊和罍等铜器被三星堆人用作了祭神的神器，使用方法也与饮食无关，多件顶尊铜像的出土既是明证。而在中原王朝被用作兵器的青铜戈，到三星堆也成为没有实用价值的祭器。夏人用作礼器的牙璋在三星堆被改制，也成了祭神用的物品（这些现象见赵殿增新近论文）。

神权笼罩下的社会通常在社会中充满了宗教的狂热，拥有一个神圣的宗教祭祀中心，这点在三星堆表现得也很明显。这里我们不妨先说下三星堆城池，三星堆城墙的修建方式以长江流域常见的堆筑为主。这种城墙主要作用其实是防洪，坡度在25度左右的一个大土堆，很难让人觉得这个是后世的城墙。

三星堆遗址示意

这样的城墙与黄河流域的版筑城墙无论建筑难度还是所需人力物力毫无可比性，差距是很大的。而所谓面积达3.5平方公里的三星堆遗址分布区，有2平方公里是马牧河水域，也就是说，三星堆遗址实际面积也就一平方公里多。与早于他几百年前的二里头3平方公里，内部宫殿区、官营手工业区、祭祀区等规划清晰的都城面貌也是相距甚远。

所以我们认为，所谓三星堆城墙，可能只是拦水的堤坝而已，与龙山时期中原文化区，墙高壕深的城池是不同的。况且，此时这里并没有敌对势力的存在，修建防御敌人城墙的意义实在不大。其实良渚也是类似情况，我们另文再说。

二里头遗址功能分区示意

那么三星堆社会是靠什么维系的呢？就是靠高度发达的神权统治，其实想想那些被某些神教洗脑的民众，这个并不难理解。那个高高在天上的神究竟是什么，我们无从得知，我们所见的青铜大立人极大可能是代表主管祭祀的巫师，青铜神树则是沟通天地的“天梯”，树枝上的小鸟，则是沟通天地的信使。无非是用青铜器构建了一个向神祭拜的场景罢了，这些东西我们的确似曾相识，不过都很遥远了，在其他地区都是五六千年前考古遗址所见的东西。

以目前考古发现所见，三星堆社会的所有财富都集中在几个祭祀坑中，如果不看几个祭祀坑，整个三星堆遗址的确乏善可陈。未见发达的农业生产遗迹和生产工具，也未见体现军事能力的兵器，其他如祭祀遗存、墓葬、大规模建筑遗迹等等都没有突出的发现，这与红山和良渚那样的神权社会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我们认为，其本质就是三星堆社会发展落后所致。并没有形成一支拥有庞大人群的社会。有限的社会财富都献给了神灵。

三星堆祭祀场景

随着神庙和神器的毁灭，三星堆社会赖以维系的神权崇拜也缺少了实物的依靠，所以很快就土崩瓦解了。而三星堆至金沙的变迁，现在多被描绘成迁都，这是非常不严谨的。按照学界目前的认识，在没有同期文字的情况下，国家形式乃至中心都城的定义要根据聚落等级和分布去判断。至少三级聚落的分布才能被认为是中心都邑性质。还有功能布局等等。我们看陶寺、二里头，无不如此。三星堆并未看到这样明显的聚落分级现象，更未得见清晰的功能分区，仅凭无法连贯的几处防洪坝墙就得出都城的概念，实难令人信服。

三星堆新四期的认识依据主要来源于在金沙遗址也发现了三星堆文化的遗存，说明在三星堆时期，金沙是有人居住的。由上可知，所谓“迁都”之说是不能成立的，那么事实是怎样的呢？实际上就是三星堆这个地区的祭祀中心被毁灭了，金沙地区的人开始自己玩了。金沙时期青铜铸造工艺和青铜器的体量出现了大幅后退也就很好理解了（黎海超教授通过对四川盆地青铜器微量元素和同位素的分析，认为三星堆青铜器很可能来自外域的定制，权当一说，不过看其论据还是很充分的）。如果是迁都的话，不会出现这些倒退的现象。同时与三星堆文化时期稀疏的遗址数量相比，金沙时期遗址数量有了大幅增加，说明那个极端神权破灭之后的社会开始进入了正常发展轨道。

黎海超三星堆青铜器定制观点总结

一不小心四千多字了，感觉还有很多内容没有谈，今儿就到此为止吧，龙文化的问题也比较大，事实上史前很多考古发现的龙并不是我们后世所见的龙，说来话长，我们下篇文章再说，这里我们引用四川考古院赵殿增先生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因此我认为，“三星堆文化”时期曾是个“神权国家”，即使是进入到了青铜时代之后，它可能仍然停留在了“主持宗教事务者就是社会的主宰”，“神权决定一切”的“神权古国”阶段，进而用新材料和新科技创造出大量祭神使用的精美又奇异的艺术作品，创造出了璀璨夺目的三星堆文明。

也就是说，三星堆文化一直停留在了以神权进行统治的古国时代，“三星堆神权古国”这种特殊而又滞后的社会形态和历史进程配资炒股哪家正规，可能是造成三星堆文化神奇面貌的关键所在。

发布于：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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