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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是由深圳证监局开展初步调查，调查人员在不惊动嫌疑人的情况下，先后向媒体爆料人、腾讯、抖音、通信运营商、中证数据、相关银行等多家单位调取资料并深入分析，发现了明确犯罪线索。经深圳证监局主动提请，2021年5月本案转为情报导侦案件。深圳证监局积极发挥专业优势，与公安机关联合研判、联合办案，用时两个月就成功侦破，促进办案效率大幅提升。

2006年10月2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爱国商人霍英东因病在北京去世。

消息传出，全国政商界无不哀恸。

霍英东先生去世后，依照其家人的意愿，灵柩被运回香港，并在11月7日举行葬礼。

尽管之前大家都对霍英东先生的葬礼规格有了估计，但等到葬礼那天，还是震撼了不少人。

一、由中共出面，为霍英东先生举行“国葬”。

二、新华社悼文称其为“中共的亲密朋友”。

三、灵柩获盖国旗殊荣。

霍英东84岁病逝，获盖国旗殊荣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一位享受“国葬”规格的爱国资本家，还是05年去世的“荣毅仁同志”。

但是，荣毅仁与霍英东的身份背景不同，当时所有人都注意到，党媒对其盖棺定论是：

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

其中“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这9个字，极具份量与冲击力。

人们这才惊觉，荣毅仁竟是党内的同志，那么也就是说他是妥妥的红色资本家了。

那么凭借他生前的突出贡献，去世后享受“国葬”殊荣，既理所应当，也无可厚非。

但是，与荣毅仁同志不同，霍英东是“先生”（党外友人）。

在党外的爱国资本家中，最终能够获得“国葬”的，新中国成立之后，霍英东是头一位。

当然，最让人震撼的还是其灵柩上盖的五星红旗。

想当初一代船王包玉刚，死后仅仅是盖陀罗经被，而去年去世的澳门赌王也只是白色素花。

尽管包玉刚生前为共和国所做贡献也相当卓著，但与霍英东先生盖五星红旗来说，份量与规格还是轻了。

长话说了那么多，就是让读者们了解霍英东先生“国葬”的份量。

可话又说回来了，霍英东先生，到底做了什么，才会被我党引为“最亲密的朋友”，并在去世后追此殊荣呢？

本篇文章，笔者将带领大家追忆霍英东先生传奇、爱国的一生。

在香港老一辈的企业家中，与李嘉诚、李兆基不同，霍英东是唯一的一位穷苦出身，仅凭自己努力，一步一步爬到财富的金字塔顶端的。

这一点不得不提，也尤为难得。

1923年5月，他出生在一艘晃荡在香港码头的驳船上，从记事起，一家七口就住在2米多长的小船上。

日子虽过得艰苦，可回忆起来，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了，因为自从7岁那年，他的父亲不幸出海遇难后，这个家就支离破碎了。

然而苦难总是斗士的熔炉，艰苦的人生，往往能够磨炼出人百折不挠的意志。

因此，从小就习惯了吃苦的霍英东，比任何人更加能吃苦，更加能任劳任怨。

最为难得的是，慢慢成长起来的霍英东还时刻铭记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道理，一颗“达则兼济天下”的光芒种子也在其心中生根发芽。

懂得如何发财的富豪常有，但是富了之后愿意带领别人一起发财的却不常有。

霍英东长大之后，就是因为他时刻不忘苦难时期一路扶持他过来的人，愿意帮助别人一起致富，所以他比别人更受欢迎，更伟大，更富有。

他从铲煤工出身，一路靠着自己的努力、真诚与知恩图报，吸引了很多工人死心塌地给他做事，仅10年就在香港杀出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当然，霍英东一生中的高光时刻，还是在朝鲜战争时期。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志愿军入朝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资源匮乏，物资稀缺。

然而朝鲜战争我国几乎又是以一己之力，对抗美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因此前线的军备与物资供应则尤为困难窘迫。

诸如西药、黑铁皮、橡胶、轮胎等，我国的生产力跟不上，生产条件也跟不上，因此只能进口，无法全靠自产供应。

然而另一面，以美帝为首的联合国国家也搞了“绝户计”，人家可不会看着我国顺顺当当地运齐了物资去打他们，因此在国际上不仅对其他国家命令警告“不允许运送物资给中国”，并且第七舰队强行霸占了琼州海峡，阻断我们的海上运输线路。

在诸多禁运的国家与地区中，自然包括香港。

当时最终想来想去，毛主席和党中央还是决定把外援的眼光放在了香港，这是为什么呢？

一、香港在港英政府时期，是亚洲工商业资本家的聚集地，贸易的中转站，物资来源上不用愁。

二、香港与大陆一母同胞，从感情上讲，争取香港同胞的帮助，把握性更大。

三、香港与大陆足够近。

但是毛主席与党中央从香港引进物资的指示下达后，相关的工作人员却久久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要么有实力的不敢来，要么敢来的实力不够。

当时作为美帝阵营的英国，对香港也有对“大陆禁运”的条令。

因此很多资本家都害怕得罪港英政府，不仅折本无归，还极有可能给自己以后的商业经营带来不可挽回的冲击。

毕竟那时候，港英政府就是天，与他们对着干，怎么看都是不明智的。

然而几乎所有香港资本家都前怕狼后怕虎，对中国共产党表示同情却爱莫能助的时候，一个瘦小的身影站了出来表示：“我愿意试试！”

此人便是时年开着驳船公司与修理厂的霍英东。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名不见经传的霍英东竟有这样的胆量与气魄，同时大家也不禁犯嘀咕，凭借他的实力，弄得起来么？

诚然，霍英东当时确非最优选，但当时我党相比其他人不同，就是看中了他那颗志愿的心，这在敌人封锁，命运同体的时期，很重要。

同时，所有当时的大资本家都漏算的一件事就是，霍英东虽然不是最有实力的，船不多，也不大，关系也不够硬，但是他有其他人都比不了的决定性优势，那就是有一帮为他死心塌地做事的工人兄弟。

在革命战争时期，党和毛主席一再强调“从长远来看，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绝不是其他，而是人与人心向背”。

彼时几乎所有的香港资本家都对给中共运输物资望而兴畏，就是因为大家都意识到，这和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也没啥区别。

可见，如此险要的生意，最关键的恐怕不是船，而是人本身。

有再多再大的船，船员不可靠，那都是白搭。

然而，前文已经叙述，霍英东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吸引别人死心塌地为他做事的人，大家看重的不是赚多少钱，而是看中他这个人，感觉他以后会带大家赚钱，这是信仰，也是忠诚，很重要。

除此之外，霍英东在人际关系与人脉运营上也是左右逢源，相当受人欢迎。

他本身有驳运公司，又有船修理厂，因此凭借他的关系与人脉，凑齐运货的船也不难。

因此不论怎么看，霍英东都是当时给我国运送物资的最优人选。

他有人、有船、有胆魄，最主要有一颗志愿与中共修好的心。

就这样霍英东临危受命，肩挑大义，带着一千多名工人上路了。

按照当时双方的约定，由我党出面与爱国商人在香港购齐了物资，然后经霍英东船队，把物资从香港，运至深圳或澳门就行。

作为报酬，每船运费在进货价总价值的两成左右。

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当时霍英东船队主要面临的问题有：

一、港英政府的封锁。

二、物资的装载与运送。

三、敌对势力的报复。

当时最紧俏的就是西药和黑铁皮。

比如说黑铁皮，它主要是用来制作存储汽油的容器。

我国当时在石油能源开采上，还未起步，但作战方方面面都要用到石油制品，比如运输物资的汽车、作战的坦克等。

所以当时我国从苏联进口了大量的汽油，但是却苦于没有黑铁皮装载，因此只能通通囤积在中苏边界。

霍英东的船队临危受命后，仅用了2个星期，就把大约6000吨的黑铁皮，运到了深圳蛇口港，解决了我国的燃眉之急。

因此，相关国家知道后，号称要对霍英东进行严厉制裁与打击，但是总得来说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收效甚微，为什么呢？

原来这除了我党的大力扶持之外，与港英政府的政策也有很大关系。

当时的香港，虽说属英国所控，但毕竟不是英国，它还是有自己一整套独立自主的政策的。

当时霍英东的行为顶多就是打破了以美英法为主的联合国禁运政策，但是总的来说和当时香港的法律还是没有抵触的。

而且当时港英政府腐败问题一直存在，他们对运送物资到中国大陆一直是睁一只眼睁一只眼闭。

这又为什么呢？

据霍英东后来回忆，在运货之前，在关系疏松方面，他是和很多人打过招呼的，比如当时的港督葛量洪及其夫人就与自己关系不错。

得于自己还不错的人脉关系与疏松手段，得以避免掉了港英政府很多海关、水警的盘查与围追堵截。

一定程度上来说，大家是互利共赢的，又都是中国人，没有必要做得太难看。

因此凭借着自己的上下打点与左右逢源的人脉关系，霍英东得以成功迈过了“港英政府封锁”这道难关。

那么在物资的装载运输上，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在这方面，他主要分两步。

一、随船运货由自己带的人全程负责。

二、装卸货则寻求地方朋友的帮助。

如此多的货物，单单是霍英东自己人是搬不了的。

当时的各大码头负责装卸货的，都是各个帮会组织垄断了的。

霍英东平时口碑好，会做人，常年的打交道使得他和潮州帮、东莞帮、广州帮等帮会的工头都有不错的关系。

因此由他出面请这些工头帮忙，他们大多愿意。再者那个年代的帮会，爱国观念还是比较强烈的，因此从主观上来说，也没有问题。

在他们的配合下，上百吨的货物，几百工人组成人肉传送带，一下子就装卸完了。

霍英东晚年回忆起和大家运货的日子时说：

那时几乎晚晚都要开工，就没有一天停过。白天我要联络、落货，晚上还要开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为避开缉查人员骚扰，每次装船都必须一个小时搞定，像打仗一样。

就这样在霍英东的帮助下，很多西药和纱布，直接挽救了朝鲜战场大量志愿军战士的生命。

有些西药，甚至在危急关头，救回了一些中共高层将领与元老的生命。

因此，我党与霍英东先生的友谊，是看得见的，写进党史的，也是感恩的。

当然，巨大的风险往往也意味着不错的报酬。

在给我国运送物资三年期间，霍英东直接积攒了100多万港元的财富。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尽管这段时间霍英东赚取的财富，远不如他后来所赚取的百分之一乃至万分之一。

然而这却是他一生中的最高光时刻，因为获得了我党的友谊，反而为他后来带来了数以亿万的财富。

关键时刻，我党用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友谊是可贵的、真诚的、涌泉相报的。

霍英东人生中的第二大桶金是在朝鲜战场结束后，在香港“卖楼花”。

香港一直以来都是寸土寸金，很多普通百姓买不起房，一家几口靠蜗居度日。

当此之时，霍英东瞅准了商机，独具匠心地搞出了“卖楼花”。

所谓“卖楼花”，就是分期付款买房。

负责任地说，当时在中国，乃至国际上，霍英东都是第一个创造这种商业模式的。

区别于后来的李嘉诚，霍英东的可贵之处是，他的房子不仅分期付款，且价格较为亲民，使很多人都负担得起。

那段时间，他甚至一天就有100万港元进账。

然而巨大的财富与之前为我国运送物资的履历，最终还是被英国人嫉恨，并把他赶出了香港。

这时候，我党伸出了友谊之手，邀他来内地投资发展。

后来霍英东又在大陆投资建设了号称“羊城八景之一”的白天鹅宾馆。

80年代开始，又陆续投资400多亿，开发家乡番禺与南沙地区，想要把它打造成一个现代化滨海城市。

总的来说，他对大陆的投资与扶持，一直就没断过。

在投资上他坚信一句话，那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在霍英东贡献的一生中，同样突出的就是他在体育事业上取得的成就。

1974年，我国想要取得重返国际奥委会的资格，但是一直缺少一位中间牵线搭桥的关键人物。

关键时刻，我党再次寻求霍英东先生的帮助。

霍英东当时早已由于“卖楼花”而享誉国内外，加上他本人有实力，善于经营人际关系，因此在国际上一些重要组织中，一直有不错的声望与口碑。

霍英东受命之后，一直带着儿子霍震霆东奔西走，凭借着自己国际足联执委的身份，最终在德黑兰亚足协大会上，取得了国际奥委会的支持，为中国取得了亚洲足协的合法席位，把台湾足协赶了出去。

因此对霍英东的一生盖棺定论来说，中国抗美援朝能够胜利，他是出过一份力的；对于改革开放，发展国民经济，他是出过一份钱的；中国能够成为一个体育强国，他更是尽过一份心的。

霍英东一帮就是50多年，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挑战的每一个历史关口，他都坚定不渝地站在我党身旁，用一份份沉甸甸的力量与信任，帮助共和国书写着新篇章。

针对霍英东先生，也有很多人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他当初为新中国运物资，到底是不是爱国使然呢？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见霍英东

针对这个问题，笔者也从其一些讲话与晚年的举动，找到了蛛丝马迹的答案。

霍英东说：

如果说当时我是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打破封锁禁运，那是骗人的，我没有那么高的认识。但说当时我一点认识、一点想法也没有，也不是事实。

霍英东一生被党和国家三次邀请上天安门参加国庆大阅兵。

第一次是1964年，由毛主席亲自署名发出邀请帖，霍英东从香港出发，秘密只身前往。

第二次很特别，是在1984年中国35周年庆典，霍英东作为重量级嘉宾，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受阅了人民解放军。

他爱不爱国呢？

当记者问到他当时有何感想时，只见霍英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哗哗地往下淌。

第三次则是在1999年，依旧是上天安门参加国庆阅兵。

如今，霍英东先生斯人已逝，但他的精神与灵魂，早已归附于盖棺其上的五星红旗，必将照耀中国，光辉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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