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杠杆如何使用 “巨富长”街区的小老板们,如何在上海市中心扎根做生意

    发布日期:2024-07-22 19:50    点击次数:168

    杠杆如何使用 “巨富长”街区的小老板们,如何在上海市中心扎根做生意

    电视剧《繁花》展现了王家卫想象中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意气风发的年代,资本与商业弄潮儿的人生际遇,引发人们的追忆与感叹。与《繁花》的热烈与写意形成比照,描述上海核心街区社会图景的非虚构作品《九路口》,关注历史的同时更聚焦当下。

    媒体人伊险峰和杨樱选择记录的区域,和“巨富长”片区多有重合。“九路口”以长乐路和襄阳北路交叉口为中心,四个方向各走一个街区,南到新乐路,东到陕西南路,北到巨鹿路,西到富民路。六条马路,九个路口,汇成一个“田字格”。他们因写作计划观察这条路,从2021年6月持续至2022年末。

    新乐路

    上海“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特色,在“九路口”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里商铺密集,空间狭小,功能却很齐备,信息通透。作者将这里的商业生态比喻为 “亚马逊丛林”——以很小的面积聚集了一多半物种;很多动植物物种会在刹那出现,随即永远消失。

    这是一个业态多元、新陈代谢极快的地方。

    除了保罗酒楼的老板强强,书中人物大都是普通人,作者记录书写的就是上海市中心小老板们的故事。在改革开放至今的岁月里,他们早年如何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何以谋生?又怎样在一次次社会变动中费心经营自己的生意?在纷繁的线索中,作者尤其留心的是,时代变迁之下,个人命运转变留下的痕迹。

    探入街区一扇扇门背后的生活

    为什么选择了这个“田字格”街区?现在看来,这单纯出于偶然,“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在长乐路办公”,伊险峰说。2021年5月下旬,他与杨樱共同创办的《小鸟文学》编辑部搬到了长乐路的蒲园,因为在那里办公,便于展开观察,而且租约三年,“足够做很多事情”。

    蒲园的老住户会向他们讲述那里的历史,细数住过的名人,比如汤恩伯、毛人凤、钱锺书、杨绛、靳以。在这个街区走访了一年多,到了书里,两位作者也像我们日常遇到的热心老街坊一样,聊了起来。

    永盛里

    出生于长兴岛的阿力,考大学时费了很大周折,又经历了与富二代的恋爱失败。后来因为帮明星李小璐代购了一双限量版Nike鞋,阿力意识到了“潮鞋”中蕴含的巨大商机,转而开起了潮玩店,一度在长乐路引领潮流。

    家住襄阳北路的梁家,因为当年祖父用几根金条买下了一个“泡水店”,这个家庭已经在这里居住到了第四代。第四代小梁在地铁公司上班,他等不及老宅拆迁了,想着凑钱买一套新房。

    “624Changle&公路商店”一度是长乐路上的“打卡点”,时髦人士和亚文化青年的聚点。老板英姐夫妇来自浙江衢州,1995年便到长乐路做生意,先是摆水果鲜花摊,后来做起了啤酒生意,风生水起。

    因为英姐生意太好,让一品庄茶叶店老板莫先生不淡定了。这位前安徽六安某茶叶公司推销员于1998年在长乐路上开了一个茶叶店,经营一直平稳。到了2021年,他破天荒地在茶叶店里摆上了一架子精酿和电子烟。

    大部分店主一辈子守着一份简单的生计。变化更多发生在人口的增加上,后代出生,或者接来了老家的家人。“这背后是一个‘聚’的过程,一个个、一代代人聚在这里,才有了城市活力,”伊险峰说,“这个‘聚’的过程,就构成了文明,当然有‘聚’的过程,也会有‘散’,这是必然的。”

    《九路口》不光写了很多人,还描写了大量的店招和店铺。店招比人更直接地反映出街区的变化,方寸之间展示出大量信息,包括行业变化、潮流、店铺的定位和店主的个性等。写街区的变化,谈论店招是个极为高效的方法。

    作者对此饶有兴味,写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观察。有戏谑的吐槽:“一年以前琥珀字体标牌的‘风雅堂Magpie’终于不见了。琥珀是第一代文字照排时代的时髦字体,圆头圆脑,这位店主不但把‘风雅’和‘堂’坚持到2021年,而且还坚守琥珀字体,估计也是一个久经商场历练的固执的狠角色。”

    也有怀着同情的,说的是巨鹿路Shimmer咖啡店边上的一个黑黢黢的外卖窗口:“热腾腾的锅气从洞口一样的窗户溢出来……但更让人记忆深刻的是路过的快递小哥、不远处菜市场里做生意小贩或者一些不明身份的穷苦人,不论寒暑端着饭盒在外面狼吞虎咽,多是急急忙忙吃饭,跟手机里的人说‘马上就到了’,赶紧完成下一单……初次看到这比夜里的黑暗料理略高一等级的餐饮服务,还是在2021年的六七月间,看他们总觉得生计艰辛,让人心酸。”

    城市文明的聚与散

    《九路口》里出现了580多家店铺、71种业态、70个人物。这本书成为反映当下人们生活状态的“文化层”。

    伊险峰和杨樱本来的确有为后人历史研究留下档案的想法。在书中,他们写到一位历史学家曾向他们提及治学的难处,“我们的各级档案馆忽略个人史的部分,个人的历史档案,个人文物很少有人收集整理”。这带来的问题是,未来想要了解当时真实的社会生活时,会面对一片模糊。

    “未来,有人说起上海的2020年代时,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种为未来留下档案的想法,成为他们写作的目的之一。《九路口》中有大量关于街面格局、店铺方位、装饰的细节描写。

    记录之外,《九路口》也讨论了城市开发和规划的议题,比如“景观化”“迪士尼化”“士绅化”以及“市场力量与政府权力”“上海为什么没有诞生大企业”等。

    很多人笔下的上海这片街区,侧重于“文化底蕴”的角度,关注海派文化。伊险峰则希望探究“文化底蕴”背后的力量。“我们想要探讨的是‘权力’的问题,这个城市形成最终是什么样的力量(主导的),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些人到这里能生活下去,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生活不下去了,这里头的关键是什么。”

    是什么驱使人们在几十年中源源不断会聚于此?杨樱的观察与常识契合:人可以在此维持生计,这构成了“聚”的基础。“比如莫先生,上世纪90年代,他来做生意,这个区域就是可选的。因为其他地方可能租金便宜,但是人群没有这样的档次和消费力。从生意人的角度,要租金合适,要人流、客群好,这个地方一直是很好的地段。”而莫先生扎下根后,又带来了家人,在此繁衍后代。后来者可能接手生意,可能做了别的工作。

    作者将“九路口”的商业蓬勃,归结为“权力不干预”的结果。书中写道:“上海一波一波的热闹,是放权的结果。保罗开店,与允许自谋职业,允许房屋交易,允许经营餐饮等政策相关;华亭路开始卖衣服,有流动的放开,有眼界的放开,有经营者薄赋轻徭的政策——否则个个穷得要死,还要交各种税,谁来支撑场面?”他们还写道:“当公共管理者开始把自己当成CEO的时候,它就像那个游戏里的贪食蛇,越灵活,越大,越有势力,也越危险。”

    日前,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关于征求《北京市促进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年)(征求意见稿)》意见建议的通知。

    截至5月16日收盘,ST华微报3.9元/股,连续9个交易日跌停。

    书中同样记录了突然而至的变化。那种独立自主的、相互不打扰的状态改变了。一位市民这样说:“以前每个人都有自己买衣服的店,有自己爱吃的店,一点点少了,没有了。”“然后,很多自己聚集起来的生意,都被打破了,重新分配。金陵路,很多年都是音乐乐器,有廊街的路,房子很好看,旁边都是琴行,十几二十年了,都被拆了。都被打散了。”

    两位作者对独立的、自由的、个性化的商业形态的赞赏和对垄断力量的警惕,也会通过对店招的评论流露出来。他们在巨鹿路上看到一个投资公司请某大书法家题写的匾,便这样评论:“这种看不出来的投资公司通常背景深厚,总是有不凡的雅好,或者大气磅礴的俗气,唯一不受干扰的就是钱。”隔了几段,又杀了个回马枪,批得更犀利了:“(这个投资公司的门面)混杂了中年艺术与铜臭艺术。”

    城昊商行,商品标牌,艺术品 伊险峰摄

    对于普通人勉力支撑的小本经营,他们怀有敬意。太原路126号有家烟纸店“昊诚商行”。小店开在那里有20多年了,店主是一对老夫妻。夫妻俩喜欢把店里所有货品都用毛笔写在纸上,多的时候有几千条,一笔一画,端端正正。这些货牌曾被拆掉。作者留下了这样的评论:“(写上自己的经营范围)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但如果你把所有商品都罗列在此,就是一种艺术。”

    《九路口》出版以后,引发了一场争议。书中的受访者、“小李水果摊”社群主理人小李在网上发文,称作者侵犯了他的隐私权:“自己和他家人(原文如此,指小李的母亲)曾经和《小鸟与好奇心》主编小杨聊天的内容,都在没有询问是否可以出版,是否涉及隐私的前提下,公然出现在书页上。”于是,对这本书的讨论添加入另一个公共话题——“受访者的隐私权和写作者的权利如何平衡?”接受采访时,伊险峰说:“这个问题和媒体本身处于哪个阶段有关系。但主要的问题还是,就如我们在声明里所说的,我们之前已经明确告知采访是要写书。”

    对话伊险峰、杨樱:希望讨论这40年里的机会是如何诞生的

    第一财经:你们的第一本书《张医生与王医生》,写的是沈阳两位“70后”工人子弟如何成长为中产精英。《九路口》描写当下上海市中心的一个街区。能说说这两部作品的联系,以及写作时的不同感受吗?

    杨樱:我们这一代人,70后、80后都受益于改革开放,我们拥有能够发挥自己创意的自由,在此基础上,有了市场的有机迭代。这些东西都在这40年的框架里。

    这40年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一直是我们关注的母题,不论是写张医生和王医生的命运还是街区,我们探讨的话题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指向这样一个母题:改革开放的40年的确给了很多人机会,我们希望探讨,这些机会是如何诞生的,如何落到某一个人头上的,又究竟在每个人身上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伊险峰:写《张医生与王医生》是以上帝视角去看的,去看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生活。而写《九路口》时,我们就是生活在那里的人,和这条街上的人共同经历了一些变化,我们总体就是以身处其中的状态来介绍这里的变化。我个人觉得《张医生与王医生》更招人看,因为写的是人的命运,故事情节强。但是看《九路口》需要对这个地方有一点熟悉度。其中的一些关于店招罗列,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比较难读,但这些我们必须记录下来。还有很多事,只有在这里有过共同经历的人才能看懂,不然体会不到。

    写《张医生与王医生》的时候,我会去阅读一批关于“单位制”的书,也会阅读一些关于工人子弟成长过程的著作,比如《学做工》《识字的用途》等。写“九路口”的时候,则涉及很多关于“城市开发”和“城市更新”材料的阅读。在《好奇心日报》的时候,我们曾经围绕“城市应该成为什么样”这个话题做过三年报道。我自己也写文章,也派记者去写。我写的时候,主要是靠读书,当时把市面上有关“士绅化”的书都买来了。

    某种程度上,在《第一财经周刊》(2008年创刊)时期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隔了十多年以后再看“九路口”这个地方,理解会有不同。知道得越多,看一个东西就越能看到有价值的点。

    第一财经:你们写的“九路口”,一直是上海的潮流中心,是人们感知“海派文化”的入口,什么样的微观机制促成了这个地方的独特性?

    杨樱:上海其实是有很多个潮流中心的,比如,一度陆家嘴是,虹口的四川北路等地都扮演过这个角色。但是要论街头文化和服饰潮流,这一定是个很核心的地方。因为淮海路一直是时尚中心,虽然热度有所下降,但作为一个场景,它依然扮演着这个角色。

    我的观察是,这个地方容许一个人以可承受的成本安居下来,这就是一个基础。书中写到的范阿姨是卖服装的,她可以在路边有一个10平方米的店,但是在环贸可能吗?这样容纳小生意人生活的空间,和街区的繁荣是互为因果的。即便有人在这里生存不下去了,也会有新的一家店过来,他们各自都有引领潮流的能力,这是一个不断滚动向前的过程。

    我们写的这个地方,基本保留着100多年前的纹理,这是它非常有趣的部分。写作中,我们也对每个时间段留下的痕迹非常感兴趣。它们没有被统一规划过,而很多人在这里头得到了机会,就发展起来了。而自上而下的大型改造,则可能把这里摧毁。

    第一财经:《九路口》里有大段店招的罗列和评论。写作的时候是否有过取舍和权衡?对这部分内容,有些读者会感到很有意思,另外一些可能无感。

    杨樱:我们做这件事,从个人角度上是感觉蛮有乐趣的,其实就是一种“吐槽”,说说什么样的招牌是老派的,什么是时髦的,什么是自以为是的,什么是有品位的。至于别人是否也能感受到这个乐趣,是因人而异的。如果一个人平时也会关注店招,那么他就能容忍我这么写。如果这个人平时不关注,那就会和这些文字擦肩而过。

    店招本来就是个性化的表达,千篇一律的店招肯定没有趣味。我看到的这些店招都是很有烟火气的。城市的烟火气附着在哪里?其实就是对个人生活的展示。一个个人的生活也会通过店招展示。“九路口”这个地方是一个有机物,这里头的代表就是商店,它在街面上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就是店招。店招对于店主的意义大概就是:这个地方是你的,机会给到你,你好好把握。

    《九路口》

    伊险峰、杨樱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理想国2024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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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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